温煦的夜色缓慢地降临。

女士们都留在别墅的客厅里，而男士们还待在门前的花园中，围着一张摆满茶杯和小酒杯的圆桌，有的坐着，有的骑在椅子上抽烟。

在渐浓的夜色中，他们的雪茄犹如眼睛闪闪发亮。有人刚刚讲述了昨天发生的惨剧：两个男人和三个女人，在应邀来到对岸的众人注视下，都跳河淹死了。

g将军并始讲述：

不错，这类事件令人冲动，但不恐怖。

“恐怖”是个老词，其含义远非“骇人”可比。刚才讲的一件惨剧，让人激动，让人百感交集，让人骇然，但是不能让人恐慌万状。要让人感到恐怖，那就必须超出心灵痛苦的激动，必须超出一种惨死的景象，而应感到一种神秘的战栗，或者一种超自然的、异乎寻常的惊悚。一个人丧命，即使死得极为悲惨，也不能引起恐怖。战场并不恐怖，流血也不恐怖；最卑劣的罪行也极少引起恐怖。

喏，这里讲两个事例，都是我亲身经历，是这两件事让我理解恐怖的含义。

那是一八七○年战争期间。我们部队穿越鲁昂城，撤向奥德梅尔桥。部队残余两千人，已经溃不成军，士气涣散，而且都精疲力竭，准备撤到勒阿弗尔城整编。

大地一片积雪，夜幕降临。我们有两天没有吃东西了，只顾慌忙逃跑，普鲁士军队紧追不舍。

诺曼底的田野一片惨白，在黑暗、沉重而狰狞的天幕下，向远方延展，只有围着农舍的零星树影依稀可见。

在晦暗的暮色中，只听见一种疲软的嘈杂声响，又像畜群行动那样闹哄哄，那是无数脚步的混杂，还伴随着饭盆和军刀模糊的撞击声。我们的人都弯腰弓背，浑身肮脏不堪，许多人甚至军衣都撕烂了，大家拖着疲惫的步子，在雪地里匆匆赶路。

那天夜晚天寒地冻，手一触摸钢枪托就被粘住了。我时常看到一个小兵脚疼得受不了，就脱掉军靴走路，在雪地上留下一个个带血的脚印。他走了一段时间，便坐到田野里，想休息片刻，可是坐下去就站不起来了。每个坐着的人就是个死人。

我们身后丢下那么多可怜的士兵。他们力气耗尽，想歇一歇僵硬的双腿再继续赶路！然而，他们一停下来，冻僵的躯体内几乎停滞的血液就不再流动，不可抗拒的麻木传遍周身，他们再也动弹不得，好像钉在地上，眼睛也合起来，转瞬间，这个超负荷的人体机器就完全瘫痪了。他们的额头逐渐垂向双膝，但又没有完全倒下，只因腰身和四肢像木头一样硬，已经动不得了，既不能弯曲，也不能挺直。

我们这些身体较强壮的人，虽然冻透了骨髓，还是凭着惯性往前走，走在黑夜里，走在雪地上，走在严寒而致命的田野，只觉得悲痛、败退、绝望将我们拖垮，尤其是遭到遗弃，面对末日、死亡，虚无的那种可恶的感觉，把我们逼到绝路了。

我瞧见两名宪兵抓着胳膊，押解一个古怪的男人。那人年岁挺大，没留胡子，模样的确令人惊奇。

宪兵认为抓到一名间谍，便寻找一位军官。

“间谍”的说法，立刻在艰难行走的士兵中间传开，他们将俘虏围住。有个人嚷道：“枪毙他！”所有士兵都累得要倒下，只是由于撑着枪才勉强站立，他们突然兽性大发，狂怒起来，能驱使人群进行屠杀的那种狂怒。

我想要讲话，那时我是营长，然而没人再承认军官了，弄不好连我都会给枪毙。

一名宪兵对我说道：“这个人跟踪我们三天了，逢人就打听炮兵的情况。”

我试着审问那个人：“您是干什么的？您想干什么？您为什么总跟随着部队？”

那人嘟嘟囔囔讲一种土话，根本听不懂。

那个人确实很怪，窄窄的肩膀，一副狡猾的眼神，在我面前又神色慌张，以至于老实说，我也开始怀疑他是间谍了。看上去他有了一把年纪，身体很虚弱，他偷眼打量我，那低下的神态中，透出愚蠢和狡诈。

围着我们的人嘟囔道：“站到墙根！站到墙根！”

我对两名宪兵说道：“你们能负责这名俘虏吗？……”

话还没有说完，宪兵便一哄而上，将我撞倒，只见一瞬间，那人就被愤怒的人群揪住，打倒在地，又拖到路边，朝一棵树扔去。

他摔在雪地上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

立刻就把他枪毙了。士兵们朝他开枪，随即又压上子弹，再次射击，像粗野的人那样疯狂。他们还你争我夺，都要射上一枪，于是鱼贯走过，总是朝尸体开枪，就好像列队经过棺木，往上洒圣水一般。

这时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：“普鲁士人！普鲁士人！”

于是，我听见惊慌失措的部队在溃逃，一时沸反盈天，声震四野。